科技企業孵化器，在中國也稱高新技術創業服務中心，它通過為新創辦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物理空間和基礎設施，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支持，進而降低創業者的創業風險和創業成本，提高創業成功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養成功的企業和企業家。

孵化器天然具有天使投資職能，與一個地區的產業土壤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中國孵化器》雜志主編范偉軍

以上海張江為例，范偉軍提到，在張江片區聚集有90個左右孵化器/眾創空間企業，密度相當大。

中國的孵化器發展已有30多年歷史。自1987 年第一家科技企業孵化器在武漢東湖創立以來，中國的孵化器數量已居世界第一。在范偉軍看來，我國孵化器發展已經走到一個拐點。

“正亟待一場孵化器原有模式的淘汰與升級?！狈秱ボ娬f，孵化器群體魚龍混雜，哪座城市能夠率先完成“大浪淘沙”，誰就有可能更上一層樓，更有力推動城市經濟創新發展。

孵化器發展的瓶頸在哪？什么是高質量的孵化器？怎樣才能促進孵化器深度介入區域產業？對此，城叔與范偉軍進行深入交流，討論他眼里的孵化器發展。

范偉軍：過去30多年的孵化器發展過于依賴空間建設和政府支持，我的說法就是得了空間依賴癥和政府依賴癥。

怎么說呢？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以后，一聽說做眾創空間、孵化器能有補貼，一夜之間大家都來做孵化器。一些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為小企業創造價值上，產生了蠻多的負面效應。

低質量發展的孵化器企業，其實就是一個租賃空間，沒有產業集聚平臺、沒有增值服務收益，就像“二房東”。他們的營收主要是依賴：第一空間租金收益，第二政府補貼收益。

這個行業最奇怪的現象在于，每個孵化器都會把政府給它的扶持資金，當作它收益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天大的誤區。給政策支持是希望降低你的孵化風險，支持你去做更多的企業孵化，但如果每個月只是收點租金，干嘛還要一大筆錢給你？社會上不缺做“二房東”、做租賃場地的公司。

當然，每個行業都有發展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高級階段。比如孵化器30年前能幫人家做工商注冊，當時就很了不起。到后來，能夠租一點便宜的房子給初創企業，也是一大幫助。過多批評過去怎么做得不好沒有必要，但我們站在30年發展的節點，站在中國經濟創新轉型的今天，如果我們還沿用原來的模式，還不進行大膽的創新和探索，還不去淘汰升級原有的模式，那就是我們的問題了。

我們從去年開始全行業提孵化器和眾創空間的高質量發展，也是基于這個背景。

城叔：高質量的孵化器應該具有哪些特點，發揮怎樣的作用？

范偉軍：高質量的孵化器，要能為小企業創造價值、并擁有鮮明的產業生態。我認為，孵化器正確的商業模型應該是，為小企業創造價值而獲得相關收益。換句話說，孵化器應該要和企業一起成長、和創業者一起成長。

很多人說我們服務小企業很辛苦，掙不到多少錢。確實，今天服務小企業掙不到很多錢，所以有房租優惠和政策補貼做支持。而小企業是代表未來的，今天服務了100個小企業，5年以后100個小企業中可能10家會成為了不起的企業，這是孵化器的使命。所以，我們也在鼓勵孵化器與優秀的小企業產生強關系，比如股權關系?，F在做得好的孵化器都在“不惜一切方式”去獲取小企業的股份，無論是為它創造價值、提供免租，或者干脆通過天使投資去做。

我認為，一家孵化器至少要持有10家以上小企業的股權，才能說做得比較好。孵化器都應該具備天使機構的職能，并且它的服務是多維度的，不僅是單純的資金，還可能是金融賦能、產業互聯、知識信息等各種專業服務。具體各家的賦能方式和服務方式彼此間又有差別，這也是基于它的團隊基因。

從現在的比例來說，“二房東”式的孵化器占主流，但近年一批新型、有產業垂直屬性、由資本驅動、由增值服務驅動的孵化器也正在快速成長。

范偉軍：政府引導是一個非常藝術、非常講究的事情。我主張是政策的支持一定要基于結果導向，而不是過程導向。

也就是說現在的政策支持要“后挪”，不要“前移”。比如你一來我就給免租三年，每年給你100萬運營補貼，這叫“前移”。孵化器可能還沒做事，政府就做了一大筆投入。很多地方的眾創空間和孵化器死亡率高，這也是主要原因。

“后挪”是什么？不管孵化器說做了多少事，也不管它載體有多大，而看它擁有多少優秀在孵企業，或者孵化了多少優秀的畢業企業，以結果導向來給予獎勵。

這兩年，其實上海張江正在推行結果導向的政策，隨之也產生了一些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孵化器的注意力都放到初創企業身上了，他會去想：我在哪能找到好企業？我怎么讓他們在這里孵化三年以上，同時保持高成長？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就從空間支持、政府支持轉移到對企業的發現、培育、孵化。

進一步來說，我們的政策在支持初期，往往表現得非常粗獷和笨拙，比如免租補償一大筆租金。但如果注重結果、注重中間環節關鍵要素考評的話，自然其政策也需要做細。

上海浦東新區，他們就把原來的一攬子補貼（比如獎勵50萬元），把它分解成10個左右、衡量孵化器效能的指標，包括畢業企業、在孵企業、新型專利等，執行一兩年以后其實效果非常好，并沒有減少對孵化器整個行業的支持。

同時，這樣也會帶來新的情況——這類政策想執行好，就會對相關部門的執行能力、信息掌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按照傳統的工作方式可能會發現自己“云里霧里”，不知道哪家做得好、哪家做得差，企業申報也可能有水分。這就需要建立信息透明化、可公開公示的一系列申報方式，并通過第三方的評估審計來約束大家。

比如依托咨詢機構或協會等深入到行業中。而且不能等著孵化器企業來找你，得主動“下去”了解別人。實話說，等著人上門找，通常不想做事的人找得多，想做事的埋頭做事去了。

范偉軍：孵化器的聚集并不是只看政策力度。我住在上海，一觀察你會發現，楊浦區大學城周圍（包括復旦、同濟等）、徐匯區沿上海交大一帶、浦東張江都是孵化器集聚區。從這三個集聚區很容易看到，大學周邊的產業集聚區，是孵化器生發最好的土壤。

它其實跟這個地方的政策關系并不是很直接，比如徐匯區楊浦區的政策雖也不錯，但與張江相比還是力度較弱的。但它們有大學、有成果、有科研人員，自然而然就形成聚集帶，并且質量較高。這是市場的力量。

城市要去做的不是單純地支持孵化器，還有整個營商環境、產業生態、包括一種年輕人敢創新的文化氛圍。

一個地方它的創新在哪里？就是年輕人。如果一個地方大量的年輕人流進流出，它的創新能力一定強，比如深圳。20多年前都是“不安分的”年輕人跑過去的。同理，城市中的大學周邊也是一大創新源頭地。

城市“基本面”上的工作，包括了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誠信環境、還有一種市場氛圍，如果總要憑關系辦事，那肯定是不行的，也會影響到地方的創新能力。優秀和聰明的人，只會去他認為最好最安全的地方。如果它能讓這片土地上的年輕人有創業空間、創業激情的話，應該說聚集孵化器企業，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范偉軍：我關注的還是幾個主要的城市，比如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深圳南山等板塊，其他像成都、武漢、西安也算不錯。去研究真正好的孵化器以后，你會發現它們是自然而然聚集的——如果哪個地方好的孵化器比較多，那么它那兒的產業生態、人才生態一定都是不錯的。好的孵化器不大可能會在沒有產業基礎、人才背景的地方產生。它所需要的技術成果、人才團隊、創新因子，都來源于原本的產業基礎，必須依托區域特色產業去存活和發展。

如果想憑借孵化器團隊，從外地比如一線城市引入資源，這種異地對接資源十之八九都是失敗的。怎么說？孵化器其實不具備更多的資源撬動能力或者說招商能力。很多孵化器企業被二三四線城市，拿過去作為自己的創新因子，希望借此招引人才等資源，這種都很難成功。

我的意見一般是，做孵化器應該基于本土經濟的特征，尤其對于三、四線城市最好多注意培育本土團隊，不能指望憑借幾個一二線城市的團隊，就能盤活本土的資源、建立本地的創業文化。所以，孵化器和當地產業是互為作用的關系。如果有不錯的產業基礎，孵化器可以順水推舟把這個地方進一步提升。

如果說要給成都的孵化器領域提建議的話，那么我想它必須優先于其他新一線城市，把現有的孵化器引導到正確的商業模式上。這個非常重要，這幾年成都的孵化器發展很快，到了提高質量的時候，孵化器要在高品質科創空間建設中提升能力、提高能級和層級。

優秀的孵化器商業模型：第一，鮮明的產業垂直領域的生態關系；第二，通過資本或增值服務跟企業保持股權關系；第三，不斷地通過“大中小企業融通”，形成鮮明的產業方向。

目前可以產業賦能的孵化器，能數出來的還不多。應該說，整個新一線城市的孵化器發展都在這樣一種膠著的狀態，誰能夠率先完成這種“大浪淘沙”，誰就有可能在孵化器層面更上一層樓，推動城市的經濟發展為創新型經濟。

這是各城市在政策層面需要去下力氣解決的問題。要提醒的是，解決這些問題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而只能依靠城市內部已經形成的這支“正規軍”。我經常跟這些孵化器的老總聊，“你得敢于淘汰自己、面對新模式”，這一點往往說起來易、做起來難。這也將繼續考驗著城市相關部門的引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