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新城要想成為相對獨立性的新型城市，避免淪為空城、臥城，就要積極發展符合自身特色的主導產業，以產業的發展為支撐，帶動新城經濟發展，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促進新城居民的當地就業，盡可能實現居住與就業的平衡，真正構筑起反磁力體系；對于國內眾多的新城建設來說，產業的引入要建立在自身區域經濟、特色產業的基礎之上，產業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城市的聚集形態。
在中國，產業新城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其發展過程也烙下中國經濟發展和城鎮化過程的印記。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篇章，也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隨著中國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園區——蛇口工業園創立，產業園區開始成為中國經濟創新和發展的重要載體。伴隨著全球化產業轉移分工的利好，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園區和產業新城發展迅速。得益于中國經濟的迭代作用，在產業轉型升級的背景下，園區逐步從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變，園區形態也不斷演進以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環境。分階段來看，從最初傳統的產業園區發展到目前的產業新城，共經歷了四段發展歷程。目前，隨著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我國傳統的以“產業”為主導的產業、工業園區正在向“產城一體化”的綜合性產業新城轉變，其區域功能結構更為復合、全面，對產業服務的配套要求也更為精細化、多元化。生產要素集聚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為主，城市配套匱乏。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第一批產業園區在沿海地區興建起來，通過行政手段劃出一片區域，依靠國家或地方出臺的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聚集各種生產要素，通過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和優惠的稅收政策成為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特定區域，該階段園區產業多以低附加值的出口加工制造業為主。這一階段中國處于興辦產業園區之初，既缺乏資金，又缺乏建設管理經驗，因此大部分園區都存在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行政管理體制較落后的問題，園區一般分布在城鎮邊緣，基本還是純粹的產業園區，多為單個或同類企業的聚集區，相關生活配套設施極度匱乏，園區就業人員的居住及生活配套還需依托中心城區來完善。蛇口工業區初期主要依靠特殊優惠政策和香港出口加工基地轉移的時機，發展成以港資企業為主的低端制造業加工基地，當時園區以單純的工業園區為主，城市配套較為匱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開發區之間的競爭逐步加劇，產業主導階段體現為以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為主，城市配套逐步受重視。隨著鄧小平二次南巡講話，掀起了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新一輪高潮，中國產業園區的建設也進入快速成長階段。此時園區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實現產品制造、研發的復合型發展，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批具有分工協作的關聯企業，并在國家宏觀決策的引導和市場機制調節的雙重驅動下，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積極構建產業價值鏈，擴大產業集聚，產業間的協同發展初見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形成產業閉環。園區之間依靠降低土地成本吸引外資、技術和企業的策略造成了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開發區規模不斷擴大，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刺激園區向新城快速發展轉型，園區配套設施逐步得到重視。由于此時產業園區仍以產業建設為主，因此在推進宜居宜業的現代化新城方面仍然不夠完善，與城市的融合度也有限。作為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深圳科技園區將中國科學院系統科研與開發優勢同深圳特區的經濟、貿易、地理優勢結合起來，積極引進外資和國內外先進技術，不斷開拓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以電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光電子、精密機械、精細化工等領域為重點的生產、科研和教育相結合的綜合基地。此時，園區的選址、環境與布局已經開始重視控制生產性建設用地的面積，而擴大非生產性用地的建設，并強調建設有比較完善的城市生活設施和配套的社會服務體系，包括生活區和公共建筑等服務性公共設施及綠化用地等，使園區的發展在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社會效益也能得以集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開發區優惠政策越來越規范化、透明化，產業園區向特大城市集中趨勢明顯。該階段以“創新”為突破，以先進制造業和特色服務業為主，不斷完善城市生活配套設施。隨著貿易壁壘持續降低，國內工業品市場日益受到國際競爭的挑戰，開發區之間、開發區與非開發區之間競爭加劇，國內產業結構戰略亟待轉變。同時，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加大，大型跨國公司的進駐，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產業結構的升級起到帶動作用。各產業園區依靠自主創新驅動經濟發展，并與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政府等各創新行為主體進行多層次的協同創新，同時借助產業鏈招商獲取國際創新資源，轉向利用跨國公司爭奪國際價值鏈分工的中高端位置。這一階段，雖然園區仍然比較關注產業發展，但隨著園區功能的不斷完善、人文環境的逐步構建，園區內企業與個人高度聚集，就業人員在園區內就可享受到相應的生活娛樂配套設施，也可同時依賴城市中心附近的配套。例如，億達大連軟件園初期抓住全球服務業跨國轉移的機遇，利用大連獨特的地理、人文優勢，從承接日本外包業務起步，逐步擴大業務范圍，形成集聚優勢，并利用人才先行的戰略，創建大連東軟信息學院，推行人才培訓、校園招聘、策劃并推廣全球巡回招聘活動，有效的培養和招募了大量高水平的軟件精英。在城市建設方面，大連軟件園堅持產城融合發展的思維，進行了產業、教育、生活的綜合建設，形成了一個集工作、生活、商務為一體的國際化軟件社區。現代化產業新城階段多以知識密集型的創新產業為主，發展成為多功能的城市綜合體。2009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外向型經濟產生了較大的沖擊，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的到來，加快城鎮化進程便成為拉動內需的重要方向，而產業園區的建設也進一步打開了城鎮化發展的大框架。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的提出，更是將作為雙創載體和中國經濟升級轉型引擎的產業園區，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歷史地位。在該階段，國家對園區開發的重心向提質增效、轉型升級方向轉變，對開發區數量進行適度控制。園區開發過程中更注重新興產業，知識密集型項目的引入，強化園區創新及轉化功能。并以多產業集群的整合發展為主體，一方面提升了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另一方面也加強了集群內企業間的有效合作，發揮了資源共享優勢。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不斷推進，此階段的產業園區越來越向綜合化方向發展，園區逐漸成為集住宅、寫字樓、商業、休閑、娛樂于一體的城市綜合體，聚集了大量的常住人口，產城關系得到了較好融合。在這種多功能的綜合體內，人們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同時完全得到滿足，本身就達到了一個新城的標準。此階段，以開發運營產業新城為發展方向的產業新城運營商也應運而生，他們憑借市場化手段，依托專業化的服務平臺，高度重視產業發展與城市擴張之間的內在關系，使得“產城融合”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亮點，具備高勢能優勢的現代化產業新城已然成為產業園區運營的主要方向。例如，固安產業新城立足于營造一個產業與人居、生態保護與城市建設互融共生的“生態圈”，早期提出了“公園城市、休閑街區、兒童優先、產業聚集”的規劃理念，并確立了電子信息產業、現代裝備制造業、汽車零部件產業三大產業方向，綜合規劃了中國北方電子信息產業基地、現代裝備制造業基地、中國北方汽車零部件產業基地、生活配套區、城市核心區，五大區域突出功能分區，科學有效的實現了各個區域功能之間的混合生長、協同發展，使得生產與生活有機結合，形成一個現代化的產業新城。目前，就中國市場化運作的特色園區來說，由于各地產業發展和城鎮化水平存在差異性，各產業園區也處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按照園區產業是否與城市功能融合，中國產業園區可分為兩大類型，其中大部分產業園區的重點還是聚焦在產業上。依據園區產業定位的不同，可分為傳統型園區、主題園區和科技園區，其中，傳統型園區主要是以單一的中低端產業制造加工為主，主要集中在我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大多數園區則集中于科技園區和主題園區，其自身的城市功能也在不斷加強。除此以外，產業新城則是產業園區的高級形態，更注重產業與城市的并行發展，以實現產城融合的一體化發展。
圖：產業園區及產業新城發展階段
20世紀40年代，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原子能、航天、計算機技術等高新技術部門不斷發展，對工業用地的需求迅速增加。1951年，被喻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學工學院院長弗雷德·特曼（FrederickTerman）教授建立了美國首個科技工業園——斯坦福工業園區（Stanford Industrial Park），通過出讓土地給工業企業取得租金收入，這是硅谷的早期雛形。
此后，斯坦福工業園入駐企業不斷增多，為硅谷的成型和電子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硅谷的成功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風險資本的推動，1972年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落戶硅谷，此后，風險資本對硅谷公司的推動作用越來越顯著。1980年蘋果公司的上市吸引了更多風險資本來到硅谷。目前，風險資本的支持是硅谷新企業不斷形成、新技術的開發應用等方面不可缺少的保障。二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技術及人才輸送，除風險資本外，硅谷內大學、研究機構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斯坦福大學除了為硅谷企業輸送源源不斷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外，通過與硅谷企業建立合作機制，也促進了大學與企業間的技術轉換；三是重視研發和創新，硅谷企業的研發部門以基礎研究為主，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重視產品從研發到市場的轉換過程。
20世紀60年末，美國硅谷的成功使其他國家紛紛效仿，發達國家的政府主導建設了以基礎科學研究為核心的產業園和科技園，比較成功的案例有：法國索菲亞科學園（Sophia Antipolis,1969）、新加坡裕廊工業園（JurongIndustrial Park）、英國劍橋科學園（Cambridge Science Park,1970）、法國格勒諾布爾科學園（Inovallée,1972）、日本筑波科學城（Tsukuba ScienceCity,20世紀60年代）等。這些園區的建立，不僅促進了當地的就業，而且對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特別是通過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關鍵作用。與硅谷相比，這些園區也存在一些相似和不同的特點。
相同點 | 不同點 |
園區內大學、研究機構的帶動作用：例如，法國索菲亞科學園中的尼斯大學，日本筑波科學城中聚集了30%的國家研究機構及40%的研究人員。 | 研究方向：硅谷在以基礎研究為核心的基礎上，兼顧純科學研究和應用研究，而劍橋科學園專注于純科學研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對不足。 |
風險資本的支持：硅谷和劍橋均強調風險資本對園區企業的資金支持，劍橋科學園中的風險資本支持了很多高科技企業白手起家。 | 增長方式：早期的索菲亞科學園更注重招商引資形式的外生增長機制，在園區內部的人員流動、新企業的形成能力上顯著低于硅谷。 |
表：發展階段代表園區與美國硅谷的區別
位于“立體花園城市”新加坡的裕廊工業園（Jurong Industrial Park）成立于1961年。20世紀60年代前，新加坡只是一個港口貨物集散地，其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國際轉口貿易，工業基本一片空白，與現代化都市經濟相距甚遠。通過裕廊工業園50多年的發展，新加坡經濟脫胎換骨，不僅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取得了非凡的經濟成就，新加坡政府還逐步摸索出一整套的現代化經濟管理經驗，主要包括積極吸引外資引進國際龍頭企業、實行自負盈虧的企業化園區管理、貫徹“親商”理念建立“一站式”服務體系、培訓高素質工人、注重現代化城市規劃等。新加坡政府以裕廊工業區的管理經驗為基礎，并進一步充實，形成裕廊模式，強力推動新加坡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之后也將這一模式成功推廣到中國等其他國家。
發展階段 | 國家初創 （1965-1973年） | 高速增長 （1974-1985年） | 發展服務業 （1986-1997年） | 總部計劃 （1998年以后） |
主要問題 | 面臨生存危機，內憂外患，困難重重 | 勞動力短缺 | 勞動力成本提高，房地產過熱 | 經歷金融風暴，經濟增長不穩定，國際形勢變化巨大，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高昂 |
政策重點 | 強制推行中央公積金，增加國家資本積累，吸引外資，發展貿易轉口和勞動密集產業 | 通過制度移民法解決廉價勞工的來源；限制本地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發展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加工業 | 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金融和信息資訊服務業，推動經濟地區化，形成貿易和金融中心 | 進入轉型期，探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緊抓知識經濟機遇，向創新型轉變。發展高技術產業，特別是生物制藥業；發展產業高端環節；鼓勵創新創業 |
表：新加坡各歷史發展階段的宏觀政策
第一，科學規劃促進產城融合發展。裕廊集團(JTC)的一大優勢在于其科學的規劃，在科學規劃園區產業發展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人的工作、生活、學習、休閑娛樂等各種需求，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裕廊工業園現已建成多層次工業區兼風景優美的旅游區，園區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基礎設施齊備，輕、重工業兼備，還設有自貿區，園區建有10多個公園，成為名副其實的“花園工業鎮”。第二，政府主導開發。新加坡裕廊工業園初期的開發主要是由政府主導。1961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地區劃定6480公頃土地擬發展裕廊工業園，并撥出1億新元作為開發資金。1961到1968年這一開發階段，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負責經營裕廊工業園，為其制定發展規劃，并大規模開展拓荒填土工程，進行工業基礎設施建設。1968年6月，新加坡政府成立裕廊鎮管理局，將本國工業園區開發和營運工作全盤授權給裕廊集團，由其負責裕廊工業園的經營管理，由此，園區進入了全新發展時期。在開發初期，政府主導開發使園區建設初期以快速且較低成本方式獲得土地，得以有效保證項目快速啟動而后達到規模經濟。第三，全球范圍內集中招商。新加坡政府一開始就明確外資對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招商引資不僅作為國家經濟管理部門的基本職能，更將其上升至每個國民需要積極履行經濟發展的職責的高度。裕廊工業園的招商工作由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統一負責，打造了一支招商精英團隊，在世界各地均設有招商分支機構，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實際，選擇適宜客戶群。經濟發展局重點引進三類客戶群體：戰略性公司的市場、財務等重要部門，技術創新型公司的研發部門，生產型企業的先進生產技術部門?，F在，有7000多家跨國公司在新加坡設立機構，部分將其總部設在新加坡，“總部經濟”蔚然成風。第四，“政聯公司”化經營管理。新加坡政府雖然是裕廊工業園最初的開發者，卻并未直接參與工業區的具體管理。裕廊集團是企業與政府的結合，具有很高自主權，是自負盈虧的“政聯公司”，但又是政府投資和規劃的法定機構。裕廊集團本質上是一個房地產開發商，但是園區管理委員會的很多服務都涉及政府公共管理領域，裕廊集團作為園區的開發者和推廣者，還提供治安維護、稅收、海關、社會保障、教育、計劃生育、全民體育運動、勞工等多項公共服務，打造周全的“一站式”服務體系，有效降低了企業與政府相關的交易成本。第五，注重科技、知識等創新要素帶動。新加坡特別注重科技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制定了符合自身發展的科技戰略。裕廊集團在南洋理工大學（NTU）、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和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SUTD）建立三個JTC－I3研究中心，加強研究機構和裕廊集團之間的研究合作。2014年裕廊集團還推出開放式創新號召（JTC's Open InnovationCall），通過進行測試和試驗推出創新解決方案，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JTC－I3合作計劃。第六，服務品牌推動工業區對外擴張。新加坡作為一個島國，國內資源匱乏，發展空間狹小。為此，裕廊集團成立了裕廊國際和騰飛公司專事在全球輸出其卓越的園區服務管理品牌和資本，實現其全球布局。特別是90年代以來，為進一步推進經濟增長，新加坡大力推行“區域化經濟發展戰略”，加速海外投資的發展。50多年來，裕廊集團在新加坡開發了45個工業園區，并接著在全球116個城市拓展了750多個項目，總面積近12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再造171個新加坡，被譽為亞洲“工業園區孵化器”。這一擴張模式突破國家界限，在多個國家復制新加坡裕廊工業園發展模式，尋求到更多資源和市場，破解本土發展的物理空間瓶頸，贏得更多利益，并將“裕廊品牌”推廣到其他國家，打造出“裕廊管理”這一核心競爭力。后工業革命時代，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走向成熟，出現了人口老齡化、逆城市化、中心城區空心化等現象，受此影響，核心城市周邊形成了一些產城融合、宜居宜業的新城。例如英國的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新城，位于倫敦與伯明翰之間，東南距倫敦80公里，西北距伯明翰100公里，最初是作為接納從倫敦地區疏散出來的過剩人口和工業的衛星城鎮，在當地政府全面科學的規劃和有序開發下，已發展成為英國新城鎮建設的成功典范。米爾頓·凱恩斯新城在建設之初就充分考慮了城鎮建設和居民生活諸如居住、環境、消費、教育、發展、交通等各個方面，并在建設伊始就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并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交通的優勢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大力興辦零售、信息、咨詢、保險、科研和教育培訓等服務業，吸引大型跨國公司前來投資。米爾頓·凱恩斯在建鎮之初就非常重視環保，各種花園、自然公園、人造湖泊、環城森林的布局不僅為當地增加綠色空間，而且為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娛樂休閑場所；小鎮建設的購物中心，至今仍然可以有效利用，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使其成為商業中心，市政廳、圖書館、電影院、餐廳、健身房等配套設施一應俱全，且布局合理，而且至今仍能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休閑娛樂的需求。
對于新城，從現代新城發展歷程來看，產業新城出現后，作為一種相對于大都市的有吸引力的“反磁力”城市，產業新城完美的詮釋了“產業鑄就新城發展的原動力”的意義。產業新城在現代新城建設中不是一開始就有的，但確是發展得最為成功的。以現代新城運動的發源地英國為例，第一代、第二代新城基本上均以疏散大都市人口，適宜居住為目的。而第三代新城開始明確新城既作為大城市過剩人口的疏散點，又作為區域的經濟發展中心。在倫敦眾多的新城中，米爾頓凱恩斯地理位置險要，南北連接英國第二大城市——英格蘭中部中心伯明翰與首都倫敦，東西位于牛津、劍橋黃金曲線之間，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英格蘭東南地區的重要節點。米爾頓·凱恩斯在1967年進行規劃，1971年開始進行建設，自此以來一直處于高速發展期。目前，米爾頓·凱恩斯已成為擁有24.88萬人口、總面積88.4平方公里的現代化城鎮。在英國最佳工作城市的調查中，小城米爾頓·凱恩斯力壓倫敦、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米爾頓·凱恩斯一直以來致力于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和交通的優勢，大力興辦零售、信息、咨詢、保險、科研和教育培訓等服務業。從該鎮的勞動力分布來看，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將近8成。在服務業當中，又以批發、零售業規模最大，占就業人口總數的22%。更重要的是，米爾頓·凱恩斯在發展中注重吸引大型跨國公司。50多年來，有5000多家新企業來到米爾頓·凱恩斯投資，其中20%為外企，特別是美國和日本企業。這些企業以大型企業為主，大約60%的公司雇員超過百人，其中包括梅賽德斯-奔馳、大眾集團、美孚石油等。
新時代背景下，城市經濟的發達程度并不取決于傳統的能源或港口之類的區位優勢，而是取決于這一城市中的智力資源優勢。在這種形勢下，就出現了一系列這樣的城市——高端人才聚集而帶來高端產業聚集，而高端人才的聚集的前提又是因為這里的宜居程度很高。于是，高度宜居帶動高級人才，高級人才帶動高端產業，高端產業的收益又進一步帶動宜居環境的改善，這樣一個良性循環一經形成，這樣城市也就形成了科特金所描繪的“精英城市”?！?/section>瑞典的KISTA新城就是這樣一座“精英城市”。被譽為“歐洲硅谷”的KISTA新城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北郊，是瑞典最大的科技新城。而在更多熟悉Kista的人看來，它更是一座集聚創新和安居樂業的新城。從一個科學園區起步，當時只是擁有單一的電信通訊產業，經過二三十年的逐步建設和持續打造，Kista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規模擴張，目前Kista占地200公頃，擁有約8800家公司和超過66500的雇員，其中23000人工作于1082家ICT公司內，還有1100名研究員和5000名大學生。產業領域已經擴張到電信，無線，微電子，軟件等四大領域，包括愛立信、諾基亞、IBM、HP、INTEL、SUN等在內的大型跨國公司均在此設立了生產基地或是研發中心。生態宜居的新城生活環境，逐步改善并不斷升級的城市生活配套，讓Kista新城保持十足的活力，使得新城對新企業和新員工都充滿了無限的吸引力，真正實現了通過高度宜居帶動高級人才，高級人才帶動高端產業，高端產業的收益又進一步帶動宜居環境的改善，最終成功助推新城的持續健康發展。
產業新城的發展建立在自身區域經濟、特色產業的基礎之上，產業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城市的聚集形態。產業的升級和轉型，會帶動城市空間形態的轉變。上海松江新城依托松江大學城和松江工業園，在上海郊區化進一步推進的大背景下迅速發展起來。過去20年，依賴土地投入、勞動力集聚、優惠政策，松江工業區逐步發展成為上海先進制造業和出口創匯的重要基地、利用外資的重要高地。2018年上半年，實現工業總產值1081.53億元，稅收82.97億元、產業員工近20萬人，吸引了注冊企業近2000余家，除了包括福特、松下、依視路、雀巢、臺積電等五十余家世界五百強企業之外，一批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重大項目又陸續落戶。然而多年來，松江的產業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松江工業大部分處于產品高端，環節低端的狀態。因此，松江新城借力工業園區升級為國家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契機，力推“產城融合”。同時推動園區的轉型升級，一批企業正逐步在園區設立地區總部，向研發、設計、營銷、服務轉型，而生產功能則逐步向外地轉移。整個新城將重點延伸發展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研發設計、時尚創意、總部經濟、服務外包、總集成總承包等生產性服務業。未來松江還會形成開發園區、松江城區、各鎮區、大學城校區、周邊社區的“五區聯動”格局。所有這些都是希望通過推動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助推新城城市結構與城市面貌的轉變，真正實現城市與產業的融合，互動發展。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新城要想成為相對獨立性的新型城市，避免淪為空城、臥城，就要積極發展符合自身特色的主導產業，以產業的發展為支撐，帶動新城經濟發展，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促進新城居民的當地就業，盡可能實現居住與就業的平衡，真正構筑起反磁力體系；對于國內眾多的新城建設來說，產業的引入要建立在自身區域經濟、特色產業的基礎之上，產業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城市的聚集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