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美貿易爭端實為阻斷我國高科技產業升級的情勢下，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具有了非凡的國家意義。沒有足夠體量的，占據價值鏈高端的高科技產業的支撐，經濟持續增長，國家富強，乃至國家安全的目標都將無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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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要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

雖然關于什么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無論是學界還是政府行文，目前還缺少一致和清晰的定義。但考慮高科技產業在現代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國家安全和國際競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我國高科技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國家層面指導推進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的目的不難理解，就是要通過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建設，推動我國高科技產業躋身世界一流。

但站在試點園區的視角，雖然也一定認同提升高科技產業發展水平的目標，但其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目標卻更加綜合。從各國家高新區已經發布的一流園區的規劃方案來看，其在目標設定上，不僅包含產業維度，也包含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多重維度。這背后其實反映了試點園區對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一種潛在認知。這種認知可以概括為兩方面：

第一，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是一個特定地域空間內的經濟體的概念，不僅包含科技產業，也包含空間內的人、社會和環境，科技園區的發展應當是多維度和綜合的發展；

第二，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代表科技園區發展的最高水平和最佳形態，發起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意味著在整體發展水平上提出更有抱負的目標。這樣的認知有其合理性。因為高科技產業無法脫離所處的空間和社會環境，高科技產業的成長，需要不斷從本地生態中汲取營養，整體環境和發展水平的提升既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結果，也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動因。

另一方面，科技園區的主政者，也需要類似“劍指清華、揚帆北大”這樣的口號來凝聚共識，錨定目標。但是，需要特別提醒的是，這樣的認知有可能淡化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的國家使命導向，以及高科技產業發展目標的優先性。因為一個科技園區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目標，本質上是在“揭皇榜”，是許諾為國家戰略高科技產業的自主和強大作出貢獻。這樣的目標，也一定會超出單個園區的能力邊界。

因此，園區謀劃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建設，要跳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站在國家的視角，用全局視野定位問題和設定目標。不僅著眼于自我的完善提升，更要在國家高科技產業自主可控和躋身世界一流戰略任務中找到自己的坐標。

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強調，還因為當前許多科技園區普遍存在科技產業目標弱化，將經濟、社會目標與產業目標并列，甚至優于科技產業目標的情況。許多園區追求過高的短期經濟增速，導致投入周期長但真正卡脖子的技術無人問津；過度追求高大上的城市環境，導致高新經濟變異為房地產經濟，創新工程淪為形象工程；過分追求社會福利目標，導致科技產業投入減少，舒適文化壓倒奮斗文化。對于發起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目標的試點園區而言，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確立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目標，實質是對國家高科技產業發展戰略目標的承擔和承諾。檢驗其建設成效的標準，應當也只能是我國的高科技產業是否躋身世界一流，高精尖技術是否自主，企業是否占據價值鏈高端。如果這些目標沒有實現，那即使園區的經濟增速再高、人均GDP再高、城區再漂亮，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建設也是失敗的。

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就是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上達到世界一流的園區。那如何才算是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上達到世界一流呢？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擁有高科技產業領域的頭部公司或稱龍頭企業。關于高科技產業的范圍或集群的競爭力或許存在爭議，但涉及某個特定行業的頭部企業，卻一般是高度共識的，如芯片領域的Intel，半導體顯示領域的三星和京東方、工業機器人領域的安川和西門子等。

擁有世界級的第一梯隊的企業，是世界一流高科技產業集群的最直接表現。也是一個容易操作的標準，如果某園區（地區）出現了頭部企業的群發或群現，那這種“世界一流”就更有說服力。反而言之，如果缺少世界一流的企業，就好像一個運動員號稱世界最強，卻從來沒有拿過冠軍，這樣的世界最強，就很難令人信服。

如果僅將是否擁有世界一流的企業，以及這些企業的數量作為判定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標準，又失之簡單。前面提到，高科技園區在本質上是一個以高科技產業為核心的區域創新經濟體。源自高科技產業知識密集、人才密集、高投入、高收益和高風險的特性，以其為核心的經濟體也必然在相應維度有所表現。

雖然鑒于高科技產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設置統一的量化標準幾無科學性，但考察一些標桿園區（地區）的數據，至少能讓我們了解，基于現代高科技產業的科技園區，在若干關鍵指標上，已經達到了怎樣的水平。正如查看100米短跑的世界紀錄，能讓我們知道人類到底能跑多快，以及我們每個人距離人類奔跑的極限，還有多大差距？

硅谷是世界公認的高科技園區的發展標桿，下面從人才密度（碩士及以上學歷人數占比）、專利密度（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勞動生產率（人均收入水平）、頭部企業（全球頂尖科技企業100強數量）五個方面，將我國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試點園區一同進行比較（圖1）。

可以看出，硅谷仍然是一個天花板式的存在。我國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試點園區與硅谷的差距還非常明顯。那么發展到哪種程度就可以宣布自己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了呢？正如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科學成果數占同期世界總數的25%以上，這個國家就可以稱之為“世界科學中心”。

這里較為武斷的給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設定一個標準，當一個園區在特定產業領域同時滿足：擁有全球市場占有率排名前3的企業，相關學科科研實力排名全球前10的高?；蚩蒲袡C構，領域內專利數量和產業產值占到全球20%以上這三個條件時。那這個園區就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

美國硅谷是當前公認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地區）的標桿。實際上，硅谷不僅代表了當前高科技園區發展的最高水平，也是現代高科技產業園區發展模式的首創者。硅谷模式出現后，被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紛紛效仿，成為高科技園區發展的主流模式。我國國家高新區的誕生，就源自對硅谷的模仿。硅谷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為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主流模式，是因為硅谷模式可以很好的解決高科技產業的創新源、創新投入和創新動力的問題。具體而言，硅谷模式可以概括為“產學研結合+風險投資+創業文化”的模式（圖2）。

圖 2 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硅谷模式

首先是產學研結合。產學研結合解決了高科技產業的創新源和創新效率的問題。在硅谷之前，大學以教學為主，企業與高?？蒲性核鄙俾撓担髽I的研發主要依靠自己的研發機構。隨著高科技產業的范圍、投入強度和市場不確定越來越高，僅僅依靠自身研發機構的創新模式越來越力不從心。貝爾實驗室雖然創造了輝煌的科研成就，但最終也難以持續。

而硅谷在世界上第一次打破了大學與產業相互隔絕的狀態，構建了大學和產業的創新聯合體。正如“硅谷先驅”電子工程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所言“大學和產業形成一種共生關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在這種關系中，斯坦福大學將成為科技產業思想庫（brain trust）”。

特曼創立的“一系三機構”，即斯坦福大學的電子工程系、斯坦福大學研究院、斯坦福工業園和公司工程師進入大學學習的“榮譽合作項目”，更是將這種聯系制度化。采用開放創新模式，借助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構建創新共同體，很好的解決了高科技產業創新源和創新效率的問題，相對于原來企業單打獨斗的模式，顯然更具優勢。

風險投資解決了高科技產業資本投入的問題。由于高科技產業是高風險產業，傳統銀行機構不愿為其投資。風險資本就作為一種新的資本形式和高科技產業一同壯大起來。風險投資在硅谷發展中扮演了十分關鍵的角色。仙童、蘋果、英特爾等公司的發展早期都得了風險投資的助力。

而今硅谷的風險投資仍占到全美的三分之一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風險投資機構或投資者不僅扮演出資人的角色，還會利用手中的資源幫助創業公司成長，發揮孵化的功能。因此，這種制度創新不僅解決了高科技產業的資金投入問題，還通過基于資本聯系的非資本的技術、生產、渠道和營銷等資源整合，發展出針對科技創業的孵化功能，這一制度創新，顯著提升了科技創業公司的成功率。

創新文化解決了創新動力的問題。創新創業的高風險，決定了僅靠市場激勵和利潤驅動，是難以激發大規模的群體性科技創業行為的。理性人在權衡風險和收益之后，多半會選擇直接就業。硅谷在發展過程中則形成了獨特的創新創業文化，鼓勵創新，寬容失敗，夢想改變世界等。硅谷的技術文化和創客文化，就源自嬉皮士的自由和反叛精神。知名暢銷書作家吳軍在其《硅谷之謎》書作中，就把硅谷成功的奧秘首先歸結為叛逆精神和對叛逆的寬容和支持。

“產學研結合+風險投資+創業文化”的硅谷模式而今成了世界高科技產業發展的主流模式，這種模式很好的解決了高科技產業的創新源（也包含創新效率）、資金投入（也包括企業孵化）和創新動力的問題，當前還沒有出現比這種模式更先進的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后發國家，基于不同的國情，形成了與硅谷有差異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可以概括為“產學研結合+政府資本+政治驅動”。其中產學研結合解決的也是創新源的問題，但由于后發國家缺少有足夠實力的大企業群體，科研院所和大學不僅作為技術源頭，也在技術產業化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國大學不像大學，科研院所與企業搶市場”等對大學和科研院所的詬病背后深層次的原因。

政府資本解決的是高科技產業的資本投入的問題。由于后發國家普遍缺少足夠的市場化的產業資本和風險資本，政府資本或者國家資本就充當了投入的角色，我國京東方的發展過程中，就先后得到北京、合肥、成都、重慶等地方政府國有資本共計上千億的資金投入，形成了高科技產業領域的舉國體制。政治驅動解決的也是創新動力的問題。

對于后發國家而言，除了高科技產業本身的進入壁壘，還要面臨發達國家的打壓圍剿，更別提薄弱的技術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市場激勵就更不可能導致創業行為。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安全、強盛的追求、民族尊嚴和自豪感、還有地方官員的政績追求等一系列非市場、非個人的因素，這里統一概括為政治驅動。

雖然本文將后發國家的模式概括為“產學研結合+政府資本+政治驅動”，但即使在后發國家，大企業、風險投資和企業家精神仍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這些主體和力量也在不斷壯大。準確的說，后發國家的這種模式是硅谷模式的一種本地化適應，而不是對硅谷模式的替代，或是形成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新模式。但無論哪種模式，都要有效的解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創新源、創新投入和創新動力這三大問題。

除了從標準和模式上對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進行刻畫和探討。一個更加重要，也更被科技園區主政者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找出是哪些關鍵因素和變量，決定了高科技園區的發展績效？這些關鍵因素和變量，自然就是建設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切入點和抓手。

首先，高科技園區內的主體和要素的質量，一定是決定高科技園區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一流的要素不一定能造就一流的園區，但一流的園區一定是由一流的要素聚集而成的。如果把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換成某某職業技術學院，想必就不會有科大訊飛，也不會有全球領先的量子通訊產業。合肥高新區也就很難成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試點園區。所以，吸引一流人才、一流科研機構、一流企業聚集，對于加快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是最直接，也最快見效的辦法。然而，好東西數量有限，大家也都在搶?？客庖涣鲗崿F一流，對于絕大多數高科技園區而言，不僅實現成本過高，也難以持續。

拋開構成主體和要素的質量差異，決定高科技園區發展績效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發揮連接、整合和促進這些主體和要素作用的機制，即高科技園區內部生態的構造和運行機制。在這些運行機制中，有三個機制最為關鍵（圖3）。同樣資源稟賦的園區，經過多年發展，在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發展績效上大相徑庭，往往是在這三個機制的構建和運行水平上形成了差距。這三個機制包括：

第一，資本（向研發）的再投入機制。關于科研與產業的關系，有一個通俗的說法，那就是科研就是把錢變成技術，而產業就是把技術變成錢?？萍紙@區內部存在資本到技術，技術再到資本的循環，即資本（向研發）的再投入機制。

這種機制有兩種實現模式：一種是企業保持一定強度的研發投入，本質上是研發創造的商業價值再投入研發；一種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保持一定比例的科技財政支出，本質上是用區域經濟發展的資本積累再投入形成創新資本。

當然，企業研發投入和國家科技投入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和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安排。但考察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園區，不僅內部存在這兩種機制，而且普遍保持遠高于其他地區和平均水平的投入強度。美國研發投入最高的公司都集中在硅谷。小國寡民，資源匱乏的韓國，研發費用占GDP的比重高達4.3%，位居全球第一（2018年），遠高于韓國的GDP世界排名。在我國，10家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試點園區的企業平均投資強度為3.51%，而政府平均科技財政支出占比達到25.6%，這都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考慮科研和產業化的周期，科研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樣，要適度超前。如果科技園區內的企業都能像華為那樣每年拿出15%的收入做研發，哪怕缺少清晰的產業化前景，只為圈養科學家、儲備技術，政府也能保持高比例的穩定的財政科技投入，創新發展也會進入一種自增進式的正循環。

第二，產學研的互動機制。前面提到，建立大學與產業的共生關系，是硅谷首創。自硅谷之后，強調大學的“第三使命”，以及建立產業技術研究機構，深化產學研的制度聯系，就成為謀求高科技產業發展國家和地區的共通選擇。

能不能有效激發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活力，實現大學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的高效協同，就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高科技產業發展績效的關鍵變量。據統計，硅谷至少有超過5000家公司，追根溯源，其創業者都和斯坦福有千絲萬縷聯系，硅谷產值的50%到60%都來自與斯坦福大學有關的企業。硅谷、特拉維夫、中關村這些全球創新高地都形成了高效的產學研互動機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的技術、人才、資金互動不僅頻繁，而且形成了深厚的歷史傳統，各種“高校系”十分活躍。

需要強調的是，產學研的互動機制不僅是指學研界的技術成果向產業界流動，也包含產業界的情報、資金和人才向科研界流動。這種互動一定是雙向的。這樣才會形成共生關系，形成另一個自增進的循環。我國現在的政策重點是加大科學家激勵，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卻忽視了另一種產業向科研的流動。這或許是我國現在科技創新體系效率不高背后一個重要的原因。

第三，大企業與小企業的共生機制。現代高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相比，在企業與企業的關系上有顯著的不同。傳統產業之間，企業之間只是基于產品交付的買賣關系，而現代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復雜系統集成產品，為了保持最高的創新效率，產業鏈上的大企業會深度參與其它企業的創新過程，從而形成基于創新的共生關系（蘋果公司的工程師會進入富士康的現場）。

在互聯網產業領域，企業更是會采用平臺戰略或生態戰略，以企業風險投資（CVC）的形式，扶持自己平臺上或生態內的創業公司，成為產業生態的建構者。為什么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共生機制非常重要？除了具有更高的創新效率，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大企業和其他企業形成了共生聯系，企業優勢才會通過形成生態壁壘轉換成競爭優勢。如果將硅谷所有企業在資本、人脈、技術和產品上聯系勾勒出來，那將是一張密不透風的網絡圖，這張密集的網絡圖后面，是1+1遠大于2的創新和集群競爭力。

在這方面，我國的科技產業園區就顯著存在劣勢。一方面是高科技產業園區在產業發展上，過分注重招商引資，什么好引什么，導致引進來的企業天然缺少聯系。另一方面，我國缺少擁有行業統治力的頭部企業，缺少整合產業鏈，培育自己供應商的能力。這種狀況在比亞迪、華為等民族企業出現之后，才有較大的改觀。

高科技產業和高科技園區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是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進入21世紀國家發展的競爭仍將集中表現為高科技產業和高科技園區的競爭。尤其是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將是這個國家或地區科技創新實力的最高代表，創新發展的核心依托和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國家高新區創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不僅意味著追求自身更高的發展水平，更意味著承擔實現民族高科技產業自主強大的國家使命。

世界一流高科技園區的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擁有高科技產業領域的頭部公司或稱龍頭企業。由硅谷首創的“產學研結合+風險投資+創業文化”的模式，很好的解決了現代高科技產業創新源和創新效率、創新投入和轉化以及創新動力三大問題，是當前高科技園區發展的主流范式。

后發國家，尤其是中國基于自身國情，在硅谷模式上有基于國情的調整，但同樣較好的解決了這三大問題。決定高科技園區發展績效的，除了要素和主體的規模和質量，其內部生態的構造和運行機制也至關重要。其中，資本向研發的再投入機制、產學研的互動機制和大企業和小企業的共生機制，是最為關鍵的三個機制。

當這三大機制得到良好構建，且在投入強度、協同效率和融合深度上不斷提升的條件下，一旦出現新的技術和產業機會空間，以及有利的競爭條件，園區躋身世界一流的大業就有可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