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高新區擴容在即：尋找更明確的定位

2020-09-29

3月21日，科技部印發了《關于科技創新支撐復工復產和經濟平穩運行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及要“加快推動新布局一批國家高新區，優化國家高新區空間布局”。


新一輪的國家高新區數量擴容已經迫近。
3月21日，科技部印發了《關于科技創新支撐復工復產和經濟平穩運行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及要“加快推動新布局一批國家高新區，優化國家高新區空間布局”。

一位相關政策層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現在國家高新區總計169個，還會繼續選擇一些基礎比較好的省級高新區，通過開展“以升促建”，升級為國家高新區，但是具體數量現在還尚未確定，要看審批情況。

國家高新區在中國經濟，特別是創新領域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國家高新區創新能力評價報告(2018)》顯示，2017年國家高新區GDP總量占該年中國GDP比重11.5%，同時貢獻了全國35%的研發投入。


另一位接近政策層人士也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擴容之外，目前國家層面也正在制定一個推動國家高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該政策有可能于近期落地。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教授，韻網(全球智能孵化網絡)創始人顏振軍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盡管在優惠政策上，省級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并不會出現明顯變化，但依然可以帶來品牌影響力和軟實力兩方面的提升。從外部性來看，國家高新區擴容能夠對中國經濟創新能力帶來長期性的提升，但是也要看到，在短期上，國家高新區的擴容很難成為一個有力的對沖政策。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高新區研究中心主任劉會武則認為國家高新區在過去交上了一份好的成績單，但是在中國由大國邁向強國的征程中，需要立足更大格局、承擔更大使命、更大格局，尤其針對直轄市或重點區域的國家高新區，否則就僅僅成為地區化經濟的一個抓手。


 01 
5年一輪的“擴容”

2010年，國家高新區迎來了第一次大幅度擴容，從1988年第一家國家高新區獲批建設以來，國家高新區數量保持了緩慢增長的態勢，至2009年全國共計56個國家高新區，而在2010年一年就增加了27個。
劉會武參與了2010年高新區的擴容政策，劉會武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當時國家高新區擴容的直接原因在于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危機發生后中國出口面臨巨大困境，但是在調研中卻發現國家高新區由于長期的創業積累和內生增長，使得金融危機當時對高新區出口的影響相比全國要小得多，在全國出口幾乎零增長的情況下高新區反而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增長。
劉會武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當時發現高新區特別是內資型的高新區在這輪危機中表現亮眼，這個就讓大家對高新區的理解和認識得到提升，開始進一步重視國家高新區的建設了”。

另一個推動國家高新區擴容的原因在于此前長期的積累和發展，客觀需要一批省級高新區進行升級。劉會武表示：“這個實際上也是之后高新區擴容的原因，按照不成文規定，高新區升級的數量維持在每年10家左右，但有時候分布不均勻，就會出現某一年特別多”，在2015年即因此一年批復了30家國家高新區。
在劉會武看來，目前這一輪國家高新區擴容既有此前兩年沒有新增國家高新區形成的積累有關，預計有40-50家國家高新區的審批需求未能釋放，另一方面，國際形勢和疫情的影響，不管擴大內生式發展，或者推動新基建和科技創新，都需要擴大國家高新區這個載體。


 02 
從省級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
能夠帶來什么變化？

顏振軍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從具體的優惠政策上并沒有太多特殊之處，此前高新技術企業的政策優惠有兩方面要求，一是企業要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二是企業需要在國家高新區內，但是現在已經沒有這方面的要求了，只要認證為高新技術企業就可以享受到優惠政策。
顏振軍表示：“但是升級為國家高新區依然能夠帶來一些促進作用，一方面能夠提升一地高新區的品牌影響能力，畢竟國家高新區是國務院批復，能夠納入國家統一管理的序列；另一方面，升級為國家高新區后，能夠得到部委層面比如科技部以及地方政府的更多關注，可以和更多的資源進行對接，這是軟性的提升”。


 03 
尋找更明確的定位

在劉會武看來，近年高新區在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實際上有弱化趨勢。
這種弱化并非指絕對的數值，實際上以經濟指標衡量，國家高新區依然具有重要意義，2015年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共有219個，地區生產產值為7.76萬億；同年，國家高新區共有146個，地區生產總值超過8萬億。
劉會武對記者表示：“國家高新區目前的發展缺乏一個新的思路和要求”。“經開區開始高新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開始全面普及，使得“科技創新”這一定位逐漸呈現泛化態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以“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為定位的高新區應該要有新的命題。
顏振軍也反問道：“當孵化器和創業公司不需要在你的高新區里面生存，也可以獲得很好的資源，高新區的價值在哪？”

在“加快推動新布局一批國家高新區”外，《措施》還對高新區的質量、管理提出了要求，要“完善科技服務體系，促進高新區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完善國家高新區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和考核辦法，建立有進有出的動態調整機制，強化動態管理”。

在顏振軍看來，高新區需要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定位和價值，釋放出聚集的效應，“這種聚集效應一方面是對創業公司而言，一方面是對外部客戶和資源而言，這種效應能夠降低交易成本，而這也是高新區發揮作用的關鍵”。
顏振軍表示，目前發展高新區依然需要明確三件事情，第一件是高新區應該一如既往根據時代的要求和創業者的需求不斷進行升級，成為一個“創新孵化器”的聚集場所；第二方面，高新區應該形成一個生態系統，為創新、創業提供各種要素支持，并形成這些要素間的連接；第三方面，高新區應該更加專注、聚焦。

顏振軍對記者表示：“經常能看到一些地方的高新區動不動就是發展幾大戰略新興產業，這個是很不合理的，一個高新區應該依據地方的稟賦、產業條件等有針對性的選擇產業方向，有時候甚至可以聚焦到一個產業的二級或者三級目錄，比如發展醫藥，那么到底是要發展生物藥、化學藥、還是中藥，這些都要弄清楚”。

劉會武對記者表示：“思考國家高新區的定位首先應該思考國家的需求，目前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什么？一個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企業還不夠多，不像美國擁有惠普、英特爾、波音等上百家不同行業的科技大企業；另一個是缺乏真正面向國際的服務體系，比如國際咨詢、信用評級、全球監測機構、新興行業的國際聯盟或商業組織等等”。

在劉會武看來，國家級高新區、經開區應該以這些急需之處為發展方向，而不僅僅是地方政府刺激投資和GDP的一個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