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鳥瞰的視野看，PPP在世界范圍內并沒有形成一個一致的、統一的標準概念或者權威定義。西方語境下的經典PPP，有一個龐大的家族譜系，從早期的BOT到TOT、BOO、BOOT、LOT、O&M等等，涵蓋了政府與私人資本在投資、建設和運營各個環節各種基于合同的合作模式。PPP在中國興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目前已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

國內的產業園區PPP項目由于其綜合性、復雜性，與現行財政、土地等制度有矛盾之處，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在具體實踐中，也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園區和政府開始嘗試應用PPP模式開展園區開發。國內園區開發PPP項目的需求旺盛，數量在逐步增多；項目內容、合作期限、項目投資額、回報機制等PPP要素都呈現多元化趨勢，體現了園區開發項目的多樣性。

目前，中國PPP項目比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PPP項目總和還要多，PPP模式在國內之所以成為熱點，與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壓力、地方融資平臺受到限制、希望通過PPP方式來解決融資問題分不開。

隨著PPP模式的大力推廣應用，國內產業園區開發類的項目越來越多開始探索運用PPP模式，“園區+PPP”一方面是園區或區域綜合開發的一個重要載體和路徑選項；另一方面，PPP模式已被廣泛且成功地應用于單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被視作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機制。

新時代造就新形勢，新任務采用新模式，大力推廣政企合作模式，包括PPP和專項債+EPCO等，將有助于中國產業園區新發展，創造園區新未來。從國際視野觀察具有中國特色PPP模式下的產業園，正大幅從機會型成長走向戰略性增長。

從本質上講，是政企之間的合作（即PEP）。它是一種經濟發展方式，或者說是一項經濟政策，與之相對應的是土地財政、平臺融資、政府購買服務等。評價中國式PPP（即PEP）不能就PPP論PPP，而應與近年國家推出的各項經濟政策進行比較。

產業園區作為產業集聚的載體和組成部分，能夠有效的創造企業的集聚力，通過共享資源，帶動關聯企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產業集聚的形成，推動產業合理布局，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中國產業升級與轉型的趨勢下，產業園區也將迎來發展的高速時期。

雖然產業園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之一，然而隨著國內外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市場需求變化、國家經濟結構調整、新經濟模式發展及中美貿易摩擦等多種因素影響，尤其是園區與產業間的脫節與不協調，目前產業園區發展也面臨著多種問題，國內出現了大量“僵尸園區”、“空心園區”、“鬼城園區”的現象。

國內的園區PPP項目由于其綜合性、復雜性，與現行財政、土地等制度有矛盾之處，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在具體實踐中，也的確有越來越多的園區和政府開始嘗試應用PPP模式開展園區開發。國內園區開發PPP項目的需求旺盛，數量在逐步增多；項目內容、合作期限、項目投資額、回報機制等PPP要素都呈現多元化趨勢，體現了園區開發項目的多樣性。

隨著PPP模式的大力推廣應用，園區開發類的項目越來越多開始探索運用PPP模式，“園區+PPP”一方面是園區或區域綜合開發是一個重要載體和路徑選項；另一方面，PPP模式已被廣泛且成功地應用于單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并被視作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機制。

在這種充滿活力、激勵更加合理的模式下，市場化主體和契約化運作將成為主流，產業與城市的融合度更高，互動性更好，規劃性更高，從而最深刻地改變和推動著中國產業園區的發展路徑與格局。

產業園區PPP是一個長周期的運作過程，不同的開發運營階段有不同的盈利點，產業綜合體的運營，是指以產業為基礎、由工業類用地或物流、倉儲類用地兩大類型為載體，開發服務于生產制造、研發辦公、倉儲配送、商貿物流、生產性服務業等產業價值鏈上相關環節的新型形式；從表現形式上，主要包括了工業園、科技園、商務花園、倉儲、商貿物流園及相關的生產配套設施等產品，同時，產業運營的模式可以復制到旅游、養老、文化等產業。

以PPP模式投資的產業綜合體項目，不同于傳統的單體投資項目，它是多個項目組合的項目群，在實際投資中，往往是一、二、三級開發聯動。

目前國內成功的產業綜合體投資項目中，投資商依靠前期介入規劃、與政府的良好合作關系及在園區內的主導地位，享受了極高的土地紅利，為二級開發帶來了可觀的利潤，成為了投資商的主要利潤來源，但該項利潤受土地政策的影響較大，有較大的政策風險，前期經濟測算時不應抱過于樂觀的態度。

產業運營商以產業運營為核心、以打造產業集群為重點、以產業資源做競爭力。產業的招商、引進是園區運營的核心工作。產業的定位準確與否、地方政策的支持力度、園區建筑規劃、設計的質量，最終都將直接影響到運營商的招商。

產業園區的主導者能夠通過提供政策、資源等支持，為社會資本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獲得更高的財政收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社會資本能夠通過運營，借助開發性PPP的融資優勢，以及使用者付費，直營業務首日等產生強大的現金流，形成自我循環，實現良性的滾動開發。

由于社會資本的回報受到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考核約束，因此社會資本在運營過程中就要組建專業團隊，對合作范圍內的城市建設、城鄉統籌、產業發展、生態環保、民生就業、公共服務等統籌發展，而不是只考慮如何完成財政收入和GDP。這就從機制上保障了園區開發運營商最終能實現區域內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從開闊的視角來看，PPP實質上是一種聯通全社會內部公共部門、企業部門、專業組織和百姓公眾各方的準公共品優化供給制度，其現代意義上的形成和發展可說源自新公共管理運動中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取向改革。

隨著PPP模式的大力推廣應用，國內產業園區開發類的項目采取的實質是一種中國式的PPP（即PEP），PPP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將發揮重大作用，但在技術上需要持續不斷的進行優化。完善PEP可從三個大的方面著手：

1、加強PEP的理論研究

中國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是以經典PPP理論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隨著國外PPP理論的不斷演變和中國實踐的豐富，中國的PEP亟需一套扎根中國國情的理論來指導，政府和社會資本研究工作應該在PEP架構下展開，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PEP理論體系。

2、完善PEP的采購規則

PEP的生命力在于競爭，這種競爭既包括不同類型社會資本之間的競爭，也包括同類社會資本之間的競爭。

3、完善PEP的配套政策

目前在項目可行性決策、采購政策、稅收政策、預算管理、價格體系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與PEP發展不相匹配的結節性問題。

無論是PPP亦或是EPCO模式都充分體現了政企合作模式的優越性，市場化運營機制為項目提供全生命周期運營服務提供了保障。當前新形勢下，相對于政府主導開發模式、企業主導開發模式，政企合作模式有著更多的優勢。

首先，通過產業規劃、運營策劃、調研確定市場需求，輔以設計優化與統籌管理，實現合理降造，實現產業需求、設計、采購、施工、運營階段的合力交叉，避免與市場脫節，節約工期，提高資源使用效益。

其次，從項目價值鏈來看，運營產業需求決定設計方案，設計階段對項目投資的影響是決定性，工程造價的90%在設計階段就已確定，施工階段對項目投資的影響僅占5%左右，終端運營又決定了項目的投資回報。設計機構通過方案優化、材料替代、新工藝應用 ，能最大限度地降低 EPC項目成本。

再次，從運營單位的資源優勢來看，憑借自身對市場客戶需求的精準了解，通過設計單位的專業優勢和技術特長，對各環節的重點、要點能充分把握，對工藝設備的參數要求、技術條件能熟練掌握，進而使整個工程達到技術先進、質量優良、效益可觀的建設和運營效果。

最后，園區在堅持產業運營導向的基礎上，廣泛應用PPP或EPCO模式，對園區基礎設施和土地進行一體化開發利用，形成項目投融資和運營產出之間自我強化的正反饋關系，通過園區基礎設施投入、產業導入、孵化、加速，帶動產業的發展和財稅的增加。